Marekerk-海外宣教(Uitzending)

萊頓鎮的老教堂Marekerk：簡單毫無裝飾的白色牆面直指教堂跟隨新教傳統，除了頭頂的穹狀圓頂、幾盞豪華的吊燈、會眾身後的管風琴特別顯眼外，教堂內並沒有其他複雜的雕刻、小禮拜堂、聖母或聖子或聖徒像。

圖片左邊是牧師證道的講台，會眾們排隊是為了親自祝福站在講台前的一對夫婦，他們帶著一個小孩，一家三口就要前往非洲辛巴威醫療宣教，時間也許長達五年。

說Marekerk是間有歷史的老教堂，一切求簡，求傳統，每周的禮拜程序千篇一律，全程只用荷蘭文，應不應該唱現代詩歌也可以成為討論多時的議題(不過依多數會眾要求，目前大家還是唱十七、八世紀的荷文詩歌，並不興現在流行的敬拜讚美那一套)；然而，碰到了會眾準備應呼召當海外宣教士，可是大事一件，因此也特別為這一個家庭舉行祝福禮拜。 

對他們而言，宣教真是件大事。至少，這場禮拜下來，透過聖經的教導、牧師的鼓勵、會眾的期待，都讓海外宣教變得很重要，很不能隨便，且是比自我實踐更大的使命。他們是真心誠意地認為不認識上帝的地方需要幫助，也願意委身奉獻小我的時間與專業，以求完成大我的目標。

牧師說，宣教的大我目標在兩千年前成立，至今尚未完成，因此基督徒仍有責任，仍被呼召(Nog steeds is de christelijke gemeente geroepen om in woord en daad de Naam van de Heere te belijden)。三位一體的神是宣教的神，現在Marekerk則如敘利亞的安提阿教會(de gemeente te Antiochie in Syrie)，也是宣教的教會。換句話說，以海外宣教而言，上帝的器皿不僅僅是一個、兩個、三個宣教士而已，整間教會都是，整間教會都算。

被呼召的同時是宣教士，也是教會。因此，在祝福禮拜中，不僅僅是宣教士需要公開確認信仰與呼召，連會眾也需要站起來，公開確認宣教的目標與對宣教士的責任。這個小小動作影射的是一個巨大且堅而不摧的網狀結構，慢慢襲向未知的世界而來。

坐在當中，我彷彿有些了解為什麼從十五、六世紀西方航海時代之後，許多宣教士(不論各門各派)紛紛前仆後繼，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地投入宣教工作。個人信仰是一個環節，整個社群(或社會)價值氛圍則是另一個環節。當個人信仰某種價值，其所屬的社群也提供沒有二念的完全支持時，一切作為就會順理成章。

於是，我不奇怪為什麼十七世紀來台宣教的Robertus Junius會成為當時台灣總督的政治打手和情報員，因為不幫著搞政治，擴張荷蘭的版圖，宣教工作就無法進行，臣服於荷蘭的新村莊都是他的禾場，只消幾年便能收割靈魂。我也不奇怪為什麼鄭成功侵台時，會利用牧師Anthonius Hambroek和最後一任台灣總督交涉，要不投降，要不就眼睜睜看著好朋友Hambroek死在鄭成功手上。或許，Hambroek離開荷蘭以前也有類似的宣教禮拜，知道他不能管個人生死，因此選擇從容就義，同時力勸身為同胞的總督記住他的責任，不能輕言放棄台灣。

Junius和Hambroek等人背後有整個教會，有整個荷蘭，甚至是整個歐洲；他們在海外身為宣教士的作為不能，也不應該切割當成獨立的事件來看。

也許這就是身在荷蘭的好處吧。人類的進步其實相當緩慢，直到了二十一世紀，我還可以親眼見證與感受宣教在西方的力量，也就可以藉此想像幾百年前當時的情境。好的歷史其實很倚賴豐富的想像力。寫歷史的人帶著理智進入幾百年前的世界，然後帶著感情書寫且描繪可能的可能(我對歷史學追求的真實還是有疑慮，還需要思考)，這成果應該就不會太差。

在原住民歷史研究上，宣教活動一直是個大題目，也有許多材料可以著手。我準備要退休的指導教授便寫了一篇重要文章，主張當時的台灣原住民其實是帶著政治考量面對這些一廂情願的宣教士，根本沒那麼被動單純。我喜歡這種暗示原住民主體性(indigenous agency )的說法。而且，我還會翻過來說，這些宣教士的目的也不純粹是信仰，當時的社會情境(尤其是送他們出國的荷蘭)並不允許如此。這樣看來，這個題目不就牽涉更廣，且更有趣了嗎？

最近在排練一部關於Hambroek的悲劇，唸十八世紀的荷蘭文 ，準備在六月上旬登場。我的角色是Hambroek的女兒Cornelia。劇中，她急欲救父，希望台灣總督投降，好保住父親一條命。她在每一幕都充滿淚水和悲傷，被說天真、情緒化、不諳世事(尤其是中國人如何邪惡)、還忘了當基督徒的美德，竟然會逼著父親求生捨義。這角色是不是太適合我了？每一個形容詞都對，根本是為我量身打造嘛。不用演。嘆。

Cornelia怎麼會知道呢？她又不研究歷史，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