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又畢業了...

2012年8月24日，這次是碩士。

我在萊頓大學俗稱流汗室（zweet kamer）的小房間，踩著窄小木細的梯子，在高高的地方寫下我的排灣族名字：Yedda Palemeq。

梯子是指導老師Leonard Blusse從角落搬來的，是他要我像個山地人，勇敢爬上搖搖晃晃的梯子，他會在底下扶著不讓我摔下來，也是他要我怎樣都不應該放棄，要越走越高越努力。

後來從其他老師的口中知道，Blusse對我的期望不是針對我個人，要說他老派也好，說他身為荷蘭白人的罪惡感也罷，說他新殖民、後殖民、潛殖民、跳殖民、聰明漂亮包裝的美殖民......都可以，是他時時刻刻提醒我不要忘記家鄉、族群，認為只要我有任何一丁點力氣，就不該停下為台灣原住民寫歷史的工作。

所以我就拿筆拿到底，寫出一篇十七世紀北台灣原住民族的碩士論文：After All Ambivalence（矛盾到底！）到底～，不正是我們山地人的口頭禪嗎？所以就拿到生平第一張上面印著排灣族名的畢業證書，已經不是Wang Ya-Ping；已經是Yedda Palemeq。

曾經問為什麼生為一個原住民，就要因為任何一個小小的角色而扛起大大的責任？管他是警察、老師、公務員、藝術家、學者、藝能界、體壇或杏壇人才，連得過金曲獎的排灣卑南搖滾樂天團也要在歌詞裡加入濃濃的使命感。這樣屬於個人的、自私的、想隨便揮霍的權利在哪裡？

為什麼我就要這麼掙扎理解各種書寫理論，和各種歷史學傳統打戰，在看不到聽不見原住民聲影的知識殿堂拼命添加原色，也許根本到了一種惹人生厭的地步？

另一位指導老師一進入答辯室，看到我就哭了，她說很希望你們家的老人也在這裡。萊頓大學成立於十六世紀中期，十七世紀上半一些透過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到台灣的總督或牧師都是萊頓的畢業生。三、四百年前他們到台灣島，和台灣原住民往來，三、四百年後台灣原住民到荷蘭和荷蘭老師們在知識上交流兼較勁，不挺好的。歷史的延續。

我也希望有家人在現場。我更希望考試委員會裡有老人，由他們來監督指導原住民的歷史書寫。我其實真的想聽到排灣族語在荷蘭萊頓大學畢業答辯室裡響起，這種場景絕對在1636年就上演過，當時荷蘭人南下琅橋，想要打通到卑南的通路，找黃金去。當時候，在南台灣空中就有排灣語、荷蘭語、各種方言......哇啦哇啦......互相協調溝通聊天談事情騙來騙去......等等等的。如果能再一次重演，讓原住民語登陸荷蘭萊頓，不挺好的。

 這次是碩士，下次預約博士。

還要做，就是不懷疑肩上的責任了，也許原住民本來就是一個集合名詞，單數型，但是具有複數的意義。一個原住民的人生再怎麼質疑，都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