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唱...

大概是最後一場和印尼吉他手Adhie合作在荷蘭萊頓大學演出，這是我們的畢業borrel。

荷蘭人的borrel很難翻譯，不算餐會、酒會或舞會，就是一種很簡單的，單純地為了某個目的在咖啡館聚集相會。

時間不很長，幾個小時而已。聚會間，除了進行正事（比如幾個人說明或討論聚會目的），大部分時間其實就是站著或坐著聊天，打關係。端看個人習慣了，有人定點聊天覺得舒服，有人得全場像花蝴蝶晃才過癮。人們來來去去的，我自己則通常待不久就會想離開。

受邀的人可以到吧檯點各種酒類或飲料，費用全由邀請人或單位負擔；咖啡館工作人員也會端著大盤子在人群間穿梭，上面也許是炸物、也許是起司鮮魚夾乾麵包或餅乾，但是不要太多期待，食物出現的次數不超過五根手指頭，量也真的不多，絕對吃不飽，因此會去borrel的人多是為了免費的飲料，尤其是學生。

我們的畢業borrel也就是這樣又簡單又難翻譯。簡單的是程序，難翻譯的是情緒。

2012年8月30日（禮拜四）下午四點到六點，在學校附近的大熊（De Grote Beer）咖啡館。大家都到了之後，歷史系老師們對每一位畢業生說幾句話，分送很荷蘭的畢業禮物（鬱金香種子），Adhie和我唱兩首歌，接下來便讓大家聊天聊到結束。

我們原來練了五首，臨場我決定只唱Amy Winehouse和Dido。第一首純屬玩笑性質，老師對每個畢業生說出許多好話，我則唱You Know I'm No Good，道出底下黑暗的一面。第二首White Flag則是鼓勵性質，說這一階段結束，就是下一階段的開始，沒有白旗的，不掛白旗。本來打算的畢業演唱會，就留到博士班吧，人在哪裡就在哪裡唱。

九月以後，我們當中的畢業生陸陸續續回國。相聚分開，有人因為怕流淚，不准送機，有人甚至擔心送不了，那種情緒的負擔。學校老師在公開場合給我的話，說我算過足了（made the most of my time here），有研究成績，私底下朋友更是交了一大堆。我聽了頻頻搖頭，心裡面真的不這麼認為，但是環顧四周，看見似乎沒有人相信我。

我還在想，萊頓這三年要怎麼算過足。 

從英美文學轉戰歷史，從讀想像力四溢的文學作品到荷蘭貿易公司紀錄、報告和書信，從鑽研一個人的興趣到爬梳屬於超過一個人以上的記憶，中間的轉折和眉角恐怕要花我好幾個晚上對自己說明，至今仍不清楚。真正清楚的反而是還沒有做到的。

我還沒有踩過在台灣的所有原住民部落，和部落的人聊天；我還沒有找到一個讓之前的文學閱讀經驗豐富現在歷史研究的重點(放在博士班計畫)；我還沒有讀盡比較各種文獻裡的原住民形象，且用發展成熟又有個人特色的書寫文體重繪那種形象。這些還沒有看來都不是很快就能達成的工作，"感情"是要花一輩子。

交朋友又要怎麼算過足，更難。很坦白說，自己的外表和內心天差地遠，前面很溫暖，後面很疏離，感覺多在體內流竄，冒不出來，所以我不是會哭的那種。結果，自己不哭反而讓身邊的人哭得更兇，覺得我不愛他們，我也被心裡不好受逼得要寫卡片，要說自己也難過之類的。真正讓我哭的，又會叫身邊的朋友覺得根本沒道理，或許讓我哭的人也打從心底這麼想。很弱，很混亂，一切都是正在進行式。

在萊頓三年，寫了四大本日記。百年後，誰要研究這一群從亞洲來歐洲研究十七世紀歷史的人，肯定要參考這幾本日記；或，誰要研究國際合作之下的歷史研究，也要參考這幾本日記；又或，誰要研究那種在跨文化感情裡的各種犀利與不犀利，更要參考這幾本日記。作者很仔細，能寫的都寫了，能貼的也都貼了，還要什麼。

這大概是我真正滿意的地方。來萊頓三年，不只練習了兩篇有關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論文（其他的課堂作業不算），也在日記本裡誠誠實實交代所有經驗的美麗與不美麗，還沒有放棄能在人前唱歌的機會。還沒有唱盡荷蘭境內所有可以讓業餘人士唱歌的酒吧呢，真的希望能多唱一點。

這樣說吧。如果可以，筆和麥克風都請讓我拿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