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看起來很怪。
The Historian's Craft 《歷史學者的技巧》(我的翻譯)明明就是法國Annales School (意譯為年鑑學派，音譯為安娜學派)宗師布洛克(Marc Bloch)在二次大戰期間，頂著法軍參謀的頭銜，卻仍能潛心思考歷史研究的筆記，怎麼會和南亞印度旁邊的斯里蘭卡(Sri Lanka)扯上關係？
其實是有背景故事的。巧合，巧合。不是人為可以操作的巧合。
布洛克本來就是我繼卡爾的What is History?《歷史？什麼東西？》(我的翻譯)之後，預定繼續翻閱的書。還在讀布洛克本時，發現歷史系上斯里蘭卡籍教授Nira Wickramasinghe也有類似的著作。她受聘到萊頓以前，曾在可倫坡(斯里蘭卡首都)寫過一本小書(98頁) History Writing: New Trends and Methodologies《歷史書寫：新潮流與新方法》(我的翻譯)，標題直接命中自己對歷史研究的核心興趣，可惜圖書館沒有收藏(萊頓大學圖書館真是很奇怪的不理想，好端端一所老大學的...；沒書？搞屁啊。)，於是二話不說，立刻親自跟老師借了她的書來參考。
將布洛克的筆記和W教授的小書放在一起讀，竟意外成為美麗的巧合。
原因是，出身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的W教授，之前在法國完成大學和碩士歷史教育，對法國發展的Annales School了解之餘，也利用她這本小書把這種歷史研究概念帶入斯里蘭卡。她在第1頁引用布洛克的話詢問：歷史是一門技藝嗎？經過中間論述Annales School啟發的新歷史觀、印度和斯里蘭卡脈絡(如Subaltern Studies庶民研究或底層研究)後，最後在結尾第98頁簡潔有力地回應：沒錯，歷史確實是門方法必須嚴謹的技藝。
W教授的這本小書簡短易懂，一方面簡介西方史學發展和大南亞地區的延續與創新，另一方面為歷史研究新手介紹如何選題目、提問題、進行文獻研究、組織想法發現、並且清楚有條理地用文字呈現結果。文中，W教授屢屢選用斯里蘭卡為例，想必也是刻意想讓歷史書寫在地化，貼近當地現實。雖然就經濟發展而言，斯里蘭卡像是三、四十年前的台灣，然而就歷史研究與在地書寫而言，台灣史的發展恐怕還不及吧，理論看來還沒跟上，文獻研究也還有一大把空間。台灣真是一個只看錢、只管發展的地方？
除了寫出一本實際好用的工具書外，W教授自己也是一個"西學斯用"的範例。
她學習法國Annales School不以政治、英雄人物、重大事件為書寫主題的新歷史觀點，採取布洛克等人推崇的跨領域態度，然後回頭書寫及閱讀自己斯里蘭卡國內的人口、家族、時間觀、女性、口述文化、邊緣團體、環境、氣候等等。這些都是西方歷史學傳統下不可能關心的題目，反而是像W教授和我們這種人在廣讀西學後，真正才想要處理的課題。這麼做不只是要填補或糾正西方史學遺漏或弄錯的部分，更要挑戰西學霸權的架構，在歷史知識與詮釋上落實多元聲音。
每一種歷史都算歷史。
從W教授的工具書回到布洛克未完成的筆記書，那的確是很有啟發性的筆記。一個暴露在戰爭中的心思，還可以穩定到寫出發後人深省的字句，已經很了不起。作者布洛克甚至為了這場戰爭--他感嘆人類怎能在短短二十年犯下同樣可怕的錯誤，歷史的教訓在哪裡？--犧牲，很可惜。然而，回頭想想，這不也是對生命的最高敬意？為了和平的信念寧可以失去個人。帶著這種生命熱情的人，對歷史的感受怎麼可能會低？
對布洛克來說，歷史不是東西；它是一門最難的科學(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the sciences, p.14)，是企圖更了解事物的演變(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 thing in movement, p. 12)，是鑽研人類在時間中的演變(a science of men in time, p. 27)。歷史的主體是人(複數)，不只是大人物、大敘事，而是所有人物(拿破崙或莫那魯道)、所有敘事(二次大戰或牡丹社事件)、所有階級(收租金的貴族或綁鐵的勞工)、所有性別(男或女或中)、所有文化(品白酒的法國人或乾小米酒的原住民)；歷史的重點則在時間中的演變，套句歷史學者的繞口令，就是探討「變化中的延續性，延續中的變化性」(continuity in changes, changes in continuity)。
唯在了解之後，才能談用處為何；後者不應凌駕前者(p. 11)。然而，了解本身就已經不容易，投入一輩子也許都不夠，所以才是最難的科學，也是最不容易的藝術。怎麼說呢？
難道是因為歷史學者本身的限制，好像後來卡爾說的濾鏡？布洛克也引用阿拉伯諺語表示，比起長輩們，人還是比較像他所屬的時代(Men resemble their times more than they do their fathers, p. 35)，也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父母總是不了解我之類的遺憾，畢竟屬於不同世代。不過，這不一定就是缺點。相反地，再如布洛克所說，歷史學者最重要的技藝就在「了解(包括熱愛)當下活著的生命」(The faculty of understanding the living is, in very truth, the master quality of the historian, p. 43)。一來，不了解當下就不容易想像過去；二來，也就不會過度誇張人類的進展，或過度輕視人類其實特有的慣性。
是啊，為什麼假設人可以跟技術一樣日新月異？現在有的權力鬥爭、忌妒偷搶殺，那一樣不在幾百年前就有？台灣原住民被迫失去土地或強制遷村的事情，不也在十七世紀的文獻裡就看得到？幾百年下來，變的只是技巧，不變的是人的慾望。有了這層認知，就算是帶著時代濾鏡，有心的歷史學者還是可以，而且應該是更可以透過研究推敲與想像，提出一套對過去的說法。換句話說，難得不在戴著受限的濾鏡(不論在自己或在別人臉上)，難得是在如何建立對當下與自我的認知。歷史的確人人都可以寫，但寫出來的是什麼，就得看個人努力了。
如何解決歷史研究的「難」，布洛克的筆記中有諸多提點，其中三個特別醒目：時間觀、文字、「軌跡」。
對時間觀，他認為任何時間分法(世紀或年代)都很武斷，畢竟時間在本質上是連貫的(this real time is, in essence, a continuum, p. 28)，任何在某個時間點上發生的現象也是連貫的。看到學生寫的報告裡，有這麼一句：「大家都知道十八世紀始於1715年，止於1789年」(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gins in 1715 and ends in 1789, p. 182)，讓他不知如何評價，該說是天真，還是狡猾？任何曾經發生過的現象都不應被時間分割鎖死；相反地，時間應該由發生的現象而定。
把布洛克對時間的認為更往前推一步，可以繼續問：為什麼要說荷蘭人在1636年4月派中國人和恆春半島的琅橋交涉，而不說過了落山風的農忙期間，一個漢人帶著外國消息過來我家(恆春半島)拜訪？這樣一來，既不用一個時間點鎖死一個連續的現象，也不用外國人的時間框住我的故事。老實說，發生了什麼事情才對當地人影響最深，十年或一年有時甚至不比一日或一秒來得深刻。時間觀需要更彈性才好。
對文字，布洛克認為讀歷史的時候要注意前人用語的特殊含意，很多詞彙都有時代背景；既然人是時代的產物，寫出來的東西當然也跟他的時代息息相關，如不注意，一下便會讀錯意義或冠錯帽子。寫歷史的時候更要追求使用恰當的語言，一種又能精確描寫現象，又能包容未來各種詮釋可能性的語言，既不含糊，也不模稜兩可 (a language capable of describing...while preserving the necessary flexibility...to further discoveries, p. 157)。
當然，不論是用讀的或用寫的，歷史都是由文字組成；既然文字又得依賴人詮釋才能產生意義，勢必會有(而且也已經有了)許多不相容或相容的結果。這又何妨？歷史本來就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一種解釋。有趣的就是這樣彼此對話，結果不一定就是寫出來又無聊、又寒冷的文稿，反而辯變辯變的過程更精彩。
對軌跡(tracks)，又稱痕跡(traces)，或文本(document)、文獻(source)，是歷史學者的基礎，總得從這裡開始。其實，它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身為歐洲中古史專家，布洛克非常清楚這些軌跡的弔詭之處，中古手稿內容被有意無意地竄改、訛誤、遺漏，簡直叫常見，被用來記錄的文字更是充滿不確定性。總是需要大量比較、校對才可能提出較有可信度的解釋。我碰的殖民文獻也有類似的問題。所以才說要了解這些軌跡的成形過程，才有可能持平地閱讀，進而使用它。
直到和殖民扯上關係後，其他種類的軌跡(包括口述歷史、傳說、神話、歌謠、語言、另類文本)才開始大量納入書寫歷史的範疇，才又迸出一大片燦爛的火花，或白話一點，才又創造許多還可以研究的題目，可以拿的碩博士學位，可以養家活口的就業機會啦。如果所謂的理想可以和飯碗結合，何必要羞於啟齒？
人生不就如此。
布洛克說的歷史觀都很精彩，也很啟蒙；但是，他活出來的歷史更是了得。只有對人、對人生有熱情的，才能真正了解歷史。比英國老爺卡爾說：有方向感的人才能寫歷史，這種體認不是動人許多？
因為愛人，所以研究歷史；因為愛台灣原住民，所以我才願意在白花花寒冷的歐洲啦。
其實是有背景故事的。巧合，巧合。不是人為可以操作的巧合。
布洛克本來就是我繼卡爾的What is History?《歷史？什麼東西？》(我的翻譯)之後，預定繼續翻閱的書。還在讀布洛克本時，發現歷史系上斯里蘭卡籍教授Nira Wickramasinghe也有類似的著作。她受聘到萊頓以前，曾在可倫坡(斯里蘭卡首都)寫過一本小書(98頁) History Writing: New Trends and Methodologies《歷史書寫：新潮流與新方法》(我的翻譯)，標題直接命中自己對歷史研究的核心興趣，可惜圖書館沒有收藏(萊頓大學圖書館真是很奇怪的不理想，好端端一所老大學的...；沒書？搞屁啊。)，於是二話不說，立刻親自跟老師借了她的書來參考。
將布洛克的筆記和W教授的小書放在一起讀，竟意外成為美麗的巧合。
原因是，出身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的W教授，之前在法國完成大學和碩士歷史教育，對法國發展的Annales School了解之餘，也利用她這本小書把這種歷史研究概念帶入斯里蘭卡。她在第1頁引用布洛克的話詢問：歷史是一門技藝嗎？經過中間論述Annales School啟發的新歷史觀、印度和斯里蘭卡脈絡(如Subaltern Studies庶民研究或底層研究)後，最後在結尾第98頁簡潔有力地回應：沒錯，歷史確實是門方法必須嚴謹的技藝。
W教授的這本小書簡短易懂，一方面簡介西方史學發展和大南亞地區的延續與創新，另一方面為歷史研究新手介紹如何選題目、提問題、進行文獻研究、組織想法發現、並且清楚有條理地用文字呈現結果。文中，W教授屢屢選用斯里蘭卡為例，想必也是刻意想讓歷史書寫在地化，貼近當地現實。雖然就經濟發展而言，斯里蘭卡像是三、四十年前的台灣，然而就歷史研究與在地書寫而言，台灣史的發展恐怕還不及吧，理論看來還沒跟上，文獻研究也還有一大把空間。台灣真是一個只看錢、只管發展的地方？
她學習法國Annales School不以政治、英雄人物、重大事件為書寫主題的新歷史觀點，採取布洛克等人推崇的跨領域態度，然後回頭書寫及閱讀自己斯里蘭卡國內的人口、家族、時間觀、女性、口述文化、邊緣團體、環境、氣候等等。這些都是西方歷史學傳統下不可能關心的題目，反而是像W教授和我們這種人在廣讀西學後，真正才想要處理的課題。這麼做不只是要填補或糾正西方史學遺漏或弄錯的部分，更要挑戰西學霸權的架構，在歷史知識與詮釋上落實多元聲音。
每一種歷史都算歷史。
從W教授的工具書回到布洛克未完成的筆記書，那的確是很有啟發性的筆記。一個暴露在戰爭中的心思，還可以穩定到寫出發後人深省的字句，已經很了不起。作者布洛克甚至為了這場戰爭--他感嘆人類怎能在短短二十年犯下同樣可怕的錯誤，歷史的教訓在哪裡？--犧牲，很可惜。然而，回頭想想，這不也是對生命的最高敬意？為了和平的信念寧可以失去個人。帶著這種生命熱情的人，對歷史的感受怎麼可能會低？
對布洛克來說，歷史不是東西；它是一門最難的科學(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the sciences, p.14)，是企圖更了解事物的演變(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 thing in movement, p. 12)，是鑽研人類在時間中的演變(a science of men in time, p. 27)。歷史的主體是人(複數)，不只是大人物、大敘事，而是所有人物(拿破崙或莫那魯道)、所有敘事(二次大戰或牡丹社事件)、所有階級(收租金的貴族或綁鐵的勞工)、所有性別(男或女或中)、所有文化(品白酒的法國人或乾小米酒的原住民)；歷史的重點則在時間中的演變，套句歷史學者的繞口令，就是探討「變化中的延續性，延續中的變化性」(continuity in changes, changes in continuity)。
唯在了解之後，才能談用處為何；後者不應凌駕前者(p. 11)。然而，了解本身就已經不容易，投入一輩子也許都不夠，所以才是最難的科學，也是最不容易的藝術。怎麼說呢？
難道是因為歷史學者本身的限制，好像後來卡爾說的濾鏡？布洛克也引用阿拉伯諺語表示，比起長輩們，人還是比較像他所屬的時代(Men resemble their times more than they do their fathers, p. 35)，也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父母總是不了解我之類的遺憾，畢竟屬於不同世代。不過，這不一定就是缺點。相反地，再如布洛克所說，歷史學者最重要的技藝就在「了解(包括熱愛)當下活著的生命」(The faculty of understanding the living is, in very truth, the master quality of the historian, p. 43)。一來，不了解當下就不容易想像過去；二來，也就不會過度誇張人類的進展，或過度輕視人類其實特有的慣性。
是啊，為什麼假設人可以跟技術一樣日新月異？現在有的權力鬥爭、忌妒偷搶殺，那一樣不在幾百年前就有？台灣原住民被迫失去土地或強制遷村的事情，不也在十七世紀的文獻裡就看得到？幾百年下來，變的只是技巧，不變的是人的慾望。有了這層認知，就算是帶著時代濾鏡，有心的歷史學者還是可以，而且應該是更可以透過研究推敲與想像，提出一套對過去的說法。換句話說，難得不在戴著受限的濾鏡(不論在自己或在別人臉上)，難得是在如何建立對當下與自我的認知。歷史的確人人都可以寫，但寫出來的是什麼，就得看個人努力了。
如何解決歷史研究的「難」，布洛克的筆記中有諸多提點，其中三個特別醒目：時間觀、文字、「軌跡」。
對時間觀，他認為任何時間分法(世紀或年代)都很武斷，畢竟時間在本質上是連貫的(this real time is, in essence, a continuum, p. 28)，任何在某個時間點上發生的現象也是連貫的。看到學生寫的報告裡，有這麼一句：「大家都知道十八世紀始於1715年，止於1789年」(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gins in 1715 and ends in 1789, p. 182)，讓他不知如何評價，該說是天真，還是狡猾？任何曾經發生過的現象都不應被時間分割鎖死；相反地，時間應該由發生的現象而定。
把布洛克對時間的認為更往前推一步，可以繼續問：為什麼要說荷蘭人在1636年4月派中國人和恆春半島的琅橋交涉，而不說過了落山風的農忙期間，一個漢人帶著外國消息過來我家(恆春半島)拜訪？這樣一來，既不用一個時間點鎖死一個連續的現象，也不用外國人的時間框住我的故事。老實說，發生了什麼事情才對當地人影響最深，十年或一年有時甚至不比一日或一秒來得深刻。時間觀需要更彈性才好。
對文字，布洛克認為讀歷史的時候要注意前人用語的特殊含意，很多詞彙都有時代背景；既然人是時代的產物，寫出來的東西當然也跟他的時代息息相關，如不注意，一下便會讀錯意義或冠錯帽子。寫歷史的時候更要追求使用恰當的語言，一種又能精確描寫現象，又能包容未來各種詮釋可能性的語言，既不含糊，也不模稜兩可 (a language capable of describing...while preserving the necessary flexibility...to further discoveries, p. 157)。
當然，不論是用讀的或用寫的，歷史都是由文字組成；既然文字又得依賴人詮釋才能產生意義，勢必會有(而且也已經有了)許多不相容或相容的結果。這又何妨？歷史本來就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一種解釋。有趣的就是這樣彼此對話，結果不一定就是寫出來又無聊、又寒冷的文稿，反而辯變辯變的過程更精彩。
對軌跡(tracks)，又稱痕跡(traces)，或文本(document)、文獻(source)，是歷史學者的基礎，總得從這裡開始。其實，它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身為歐洲中古史專家，布洛克非常清楚這些軌跡的弔詭之處，中古手稿內容被有意無意地竄改、訛誤、遺漏，簡直叫常見，被用來記錄的文字更是充滿不確定性。總是需要大量比較、校對才可能提出較有可信度的解釋。我碰的殖民文獻也有類似的問題。所以才說要了解這些軌跡的成形過程，才有可能持平地閱讀，進而使用它。
直到和殖民扯上關係後，其他種類的軌跡(包括口述歷史、傳說、神話、歌謠、語言、另類文本)才開始大量納入書寫歷史的範疇，才又迸出一大片燦爛的火花，或白話一點，才又創造許多還可以研究的題目，可以拿的碩博士學位，可以養家活口的就業機會啦。如果所謂的理想可以和飯碗結合，何必要羞於啟齒？
人生不就如此。
布洛克說的歷史觀都很精彩，也很啟蒙；但是，他活出來的歷史更是了得。只有對人、對人生有熱情的，才能真正了解歷史。比英國老爺卡爾說：有方向感的人才能寫歷史，這種體認不是動人許多？
因為愛人，所以研究歷史；因為愛台灣原住民，所以我才願意在白花花寒冷的歐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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