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December 1, 2010

What is History? (1960)

光看書名就知道這是花一輩子都可能談不完的題目。

這本1960年代的著作源自卡爾(E.H.Carr,1892-1982) 在英國劍橋大學做一系列演講的講稿;老人家在老時候又老殖民國內老大學裡談老題目,能有什麼新意?

新意?新意也讓我很猶豫,還在估量怎麼稱呼它。每次在參考書單裡追求最新出版品,卻忽略了有些根本是老調重彈。新人談不出新調或唱不出新意,應該是功課沒做足,也沒弄通。雖然沒必要就這樣丟棄標榜新意的東西,若不把新意背後的脈絡搞懂,也未免過於疏忽危險。這真是一輩子的事,沒完沒了。

像卡爾老人家在演講裡提出對歷史研究的問題及看法,還會引起對後學的聯想,表示它們很基本,也很有用,也講得。面對雨後春筍般的後學研究,回到老人家怎麼說的,也不啻為一個出發點。至於誰又是Carr前面的老人家,也是個沒完沒了之事。我只好粗暴地先畫個線,從六十年代開始,從談歷史研究開始。

演講當時的卡爾老人家已年近七十。

演講中,他回憶中古世紀的歷史與宗教相連,寫歷史的目的也在彰顯神啟;到了文藝復興,人的意識抬頭,歷史變成循序漸進,使人生在世達到完美境界的過程;啟蒙時代依舊擁抱進步的觀點,對人類未來抱持樂觀主義的態度尤其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大放異彩;到了現在,進步的觀點已經被揚棄,西方的沒落已被討論到不需要特意加上括弧的地步,也是說已經是老調了(第146-148頁)。

中古世紀 歷史:彰顯神啟
文藝復興 歷史:使人生達到完美的過程
啟蒙時代 歷史:進步樂觀主義
二十世紀 歷史:進步的西方已沒落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系從幾年前的TANAP獎學金計畫,也是一種支持西方沒落,企圖擁抱亞洲、中南美洲、南非觀點來重新解釋西方(尤其是歐洲)殖民歷史的姿態。繼TANAP獎學金計畫之後的ENCOMPASS獎學金計畫也是異曲同工。與其說我就是拜這個計畫所賜才有機會到荷蘭學習,不如說是因為歷史學上觀念的轉變導致。

過來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歷史研究上有什麼觀念的轉變,只是在思考自己該怎麼活下去時,碰上歐洲大學因為研究導向驅使(當然也有推動者),成立這些計畫,我順勢搭上列車,然後在感恩的心情下,盡力而為而已。

這不是很有趣嗎?人生的轉折;有意識的選擇和無意識到的變化湊在一塊兒,就成了自己的現況,倒有點像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裡說的:

「人有意識地位自己活著,卻無意識到自己是為完成人類普遍且重大目標的一道工具。」(Man lives consciously for himself, but is an unconscious instrument in the attainment of the historic, universal aims of humanity.)
不過,我懷疑主張虛無歷史的後現代主義會不會又要跳腳:哪有什麼重大目標,胡說八道!瞧,這種討論怎麼有完有了?每一句話都要註解,也都有條件限制。只有立場先表明,那些問題該問或不該問也自然就有了範圍。

而在歷史研究觀如此波動下,歷史學者的角色是什麼?卡爾老人家很強調看歷史書得先看是誰寫的,因為寫歷史的本身也是歷史產物(第48、54頁)。讀者都是透過歷史學者的眼鏡、選擇、解釋面對一段過往(past),而歷史學者的眼鏡、選擇、解釋也都避不開他從出生到可以描寫歷史後的時代影響;也就是說,套句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話: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
老人家這樣說也並非否定歷史都是人為主觀不可信,看他非常強調歷史學者的客觀性不應基於事實,反而應該基於事實與詮釋、過去與現在與未來的關聯性而定(第158-160)。由此可知,對卡爾老人家而言,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模仿十九世紀學者崇拜硬事實(hard facts)和只呈現真相的態勢(如德國歷史學者Ranke的名言),因為就算是硬事實也只是更前人偏見的結果。相反地,當代人如何基於了解當代,又寄望未來,而想像過去,並且提出一套說法,這個關聯性才重要。

歷史學者便是使當代、未來、過去為了某種目的且往某種方向前進而對話的媒介。老人家借用克羅齊把這點提出來的用意,恐怕是針對讀者;了解了歷史學者的角色,才知道怎麼面對他們口中筆下的歷史吧。

至於卡爾老人家自己當然也有立場。他說自己保持樂觀,也是進步歷史觀的擁抱者(而客觀的歷史學者便應深入探討進步史觀裡,事實與價值相互辯證的關係,第174-175頁)。他還認為歷史的目的在於更了解過去和現在,以便釐清未來的方向(第86頁)。對他而言,歷史比古典文學難,也比科學有過之而無不及(第110頁),更重要的是,歷史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寫:
「真正能稱為歷史的,只能由那些在歷史裡找到並接受一種方向感的人書寫」。(History properly so-called can be written only by those who find and accept a sense of direction in history itself.) (第176頁)
就算卡爾老人家諄諄教誨,這番話也不免引起撻伐。不過,謹記老人家自己說過的話,他自己也是歷史的產物,要一個老牌殖民國的前外交人員說出什麼有利殖民地(且不利母國)的話,也強人所難吧。他會認為歷史只有書寫形式,也只能由某種進步史觀的人書寫,在了解他的背景之後,變得一點都不意外。

其實真正的困難在於如何突破這種說法,尤其是當這種說法具有相當的力道之後?

人類學家沃爾夫在1982年出版《歐洲以及沒有歷史的民族》(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時,便指出真正可怕的不是提出或擁抱西方進步史觀,反而是在各地(尤其是在前殖民地)不自覺複製這種史觀的各種行徑。如果歷史是照出未來的一道明鏡(我剛來的時候的確抱有這種想法),複製西方史觀的未來不就是西方的,而不是我的?

那我的史觀呢?在沉默多時之後,有沒有重新發聲的可能?

千萬不要低估。研究歷史跟自己扯上關係之後,那就不是那麼三言兩語、簡簡單單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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